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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心”与散文的美

来源:文学谭  作者:曾镇南  时间:2019-05-04
  当年郁达夫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曾提出寻找“散文的心”的主张。他说:“我以为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这‘散文的心’;照中国的旧式的说法,就是一篇的作意,在外国修辞学里,或称作主题或叫它要旨的。”就一篇散文而论,须寻其心而衡之,也就是寻求其思想价值予以适当的评价;就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散文总体而论,也要寻其作者群体之大心,找出其总体的思想价值而考量之。对于空心无魂或病心有害的文章或文章流派,读者、评论家当批评之,弃置之。中国的传统是,读其文章,见其为人,衡文与衡人是统一的。论文不论心,或论心存苟且,那难免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散文创作的取材是具体而微的,但它的“心”,却可以是深刻宏大的。记岳阳楼,可以拓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记捕蛇者,可以激起“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愤怒;述内蒙古访古的见闻,可以见历史学家探究民族兴衰的深沉思考;忆“昨夜西风凋碧树”的个人遭厄的惨烈经历,可以见文学家坚韧著书、垂鉴后人的良苦用心。总之,散文之心,可以关乎天下兴亡,世事递嬗。这就对作者的人品器识,思想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方面,我觉得严肃的作者,应该是高其标的、严其文则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就上不就下,求高不趋低,才能保证创作的思想质量。
  对散文的“心”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主要是一种纯情或诗意,与理无涉。这种误解导致了滥用抒怀或强索诗意的所谓美而飘的散文大量出现。对此,孙犁在谈中国古代散文的优长之处时,明确指出:“中国古代散文,其取胜之处,从不在诗,而在于理。它从具体事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就为人们所承认、信服,如此形成了这篇散文的生命。”这可谓对散文的知“心”之论,对于廓清俗见,一扫浮华,推动散文趋于正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散文的“心”,是深藏、包裹在散文的血肉里的。也就是说,主题是在散文的血肉饱满的内容里孕育、生长、生发、表达出来的。一篇好的散文,其内容应该言之有物,从具体事物的描摹、绘状入手,表现社会现实、人生实际。有所感发,也是笼万物于笔端,感从事出,及物生情,完全建立在对具体事物的艺术掌握上。孙犁在回答那种主张“空灵的散文”的人时说:“所谓空灵,就像山石有窍,有窍才是好的山石,但窍是在石头上产生的,是有所依附的。如果没有石,窍就不存在了。”他用一个妙喻,把那种镂空的散文写作的幻术给捅破了。是的,石之不存,窍将焉附?从求切实入手,以主观反映客观,散文创作就会有源头活水,时代形象和时代感觉也会联翩而至;从求空灵入手,凌虚蹈空,谈文说梦,置客观的大千世界于不顾,一味地主观膨胀,在“内视”、“内宇宙”上下功夫,散文创作就会走入苍白干枯、邪僻不祥之路。
  散文的内容要切实,着重客观,但并不是说可以不要主观态度、主观情理的灌注。主观的真诚,对散文创作是至关紧要的。一般地说,散文作者对自己所写的具体事物,都应该是亲历亲见、并有所感发的。散文多用第一人称,即使用别的人称叙写,也仿佛有一个“我”徘徊于字里行间。在散文之中,“我”是不假服饰,衫履随意,以本色本相亲炙读者的。说散文最具自我色彩,最见性情,说散文贵在有真我,这都是深谙这一文体的独特风神之论。各种文体,无不以真实自然为贵。但散文的真,不是小说、戏剧的那种幻设之真,不是诗歌那种意境之真,也不完全是通讯、特写那种事实之真,它主要的是作者为文时流露出的那种展“我”的意态之真。当然,散文所记之人与事,也是不容捏造的,但它不求巨细无遗、原委曲包,只要作到存其大体、得其形神也就可以了。它有时不妨有所疏略,但却绝不能编造。大的情节不能编造,小的细节也不能编造。一露编造之痕,就会产生幻灭感,危及散文的生命。
  散文美的另外一个要素是含蓄。散文的含蓄,见之于体式,就是要求清爽精炼,简短隽永。林语堂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倾向于文字的绝端简约”,的确道出了古典文言散文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点。这种“绝端简约”的追求,“简炼专注”的笔法,历经文言白话之变,到了现代散文的领域里,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会出现一些堂庑阔大,文气丰沛,宏于中而肆于外的长文;但就散文这一体式的常态和定数而言,清爽精炼,简短隽永,仍然是散文作者应加宝爱的。在素材的处理上,散文作者要下一番剪裁笔削的功夫。在语言的提炼上,要以朴素自然为尚,讲究含蓄,节外生枝,累赘琐碎,是为大忌。要有曲折,有控制,有余想。要懂得“至乐不笑”、“长歌当哭”、“似谲而正”、“主彼写此”、“无声胜有声”、“咫尺论万里”等等语言上微妙的美学道理。朱自清曾说过,好的散文的语言风格是“朴素之风华,忠厚之幽默,平淡之腴丰,就是说含蓄的最好。”当然,散文的语言还要讲究自然,讲究声调,讲究色彩,但总以归于敛凝含蓄为要。
  对于中国,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是一个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纪。战争和动扰、革命和改革、破坏和建设,这一切汇成了在中国引起了持久而猛烈的社会震荡的历史风暴。一个古老的、农业的、封闭的、停滞的中国,就在这历史风暴的洗礼中,逐步向一个年轻的、现代的、开放的、发展的中国变化。“兴衰系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作为“一切作家的身份证”的散文,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必然会与世同变,与时俱进,个性纷呈,气象万千。20世纪中国作家在散文创作上的努力,在文学史上是留下了独具的光彩的。
  从20世纪散文史的整体观之,几次大的“文变”与大的历史变动、历史事件的互动呼应关系,是非常之明显的。“五四”运动前后,文言一变而为白话,散文发生了旷古未有之巨变,影响之深巨,被覆整个20世纪。3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文化新军之崛起,左翼文艺运动之勃兴,此散文观念、散文思想影响于散文的衡文标尺者极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引起的整个文学面貌的革新浪潮,自然对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次文变开始时仅限于解放区,尔后声势渐大,至1949年后便有了全国的规模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散文史,就是以这次文变为序曲,拉开了自己的序幕。五六十年代,从总体上看,成绩不能低估,经验应该重视。对这一段散文史近来有一种过于贬抑的倾向,我觉得是缺乏历史眼光的。“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衡文鉴人,还是顾及整个社会状态,避免苛求前贤为好。至于“文革”之变,那是对一切优秀散文不论古今中外的“颠覆”,是对一切固有的散文美学观念的“扫荡”,是一次真正的文化史、散文史的“断裂”。新时期散文像浴火的凤凰重生了,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这时期散文的天地,最是海阔天空;散文的样式,最是深涵万汇;散文的写法,最是灵捷多变;散文的个性,最是舒展自如。
  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心”与美的特性,就是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长河中涵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当代散文创作,应该继承这一优良传统,汲取新的时代生活的营养,为涵育民族的大心,弘扬民族文化的真美,谱写出新的华章。
阅读: (贡献者:摘风,编辑:修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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