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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与姚雪垠的旧案一桩

来源:文艺报  作者:许建辉  时间:2019-04-23
胡风
1943年2月,姚雪垠抵达重庆;4月,即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成为胡风的部下。一个文艺理论权威,一个当红作家,就这样“碰”在了一起。而此前他们之间的来往——确切地说是来而不往,仅限于姚雪垠在一篇文章中毫无恶意地提到过胡风的“沉默战术”,在另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章是“写得叫人读起来头疼”的“天书”。

初到重庆的姚雪垠,头顶“战区来的杰出作家”桂冠,风光占尽。凭着《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作品在青年中的号召力量,他到处被请去演讲,在鲜花和掌声中忘乎所以丝毫也没有察觉个人命运的拐点正在他的飘飘然中悄悄到来。

就在1943年的辞岁晚会上,冯雪峰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作一般性批评时,提出了“只有在《七月诗丛》中才能看到大时代中民族生命的火花”(大意如此)的意见。这意见引爆了会场,与会者一片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为“宗派主义的说法”。“那时候,我在朋友间说话是多少会发生力量的,倘若我首先号召朋友们来一次自我检讨,大概会收到一些效果。”姚雪垠在后来写的一份思想检查中这样说,“然而非常不幸,我跟着朋友们一起哗然……”

不知道胡风对姚雪垠的“哗然”怎么看怎么想,只知道在其后不久的文坛“整肃”中,姚雪垠毫无疑问成了胡风要“清算”的“首犯”:从1944年7月到1946年3月,按胡风指示和受胡风影响的文章一篇篇相继出台,姚雪垠的《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等曾广为读者喜爱因而一度畅销且长销的作品,无一不遭到杀伐性批判;《希望》杂志更是一马当先,炮制出“色情文学”、“倡妓文学”一类词语惊众骇俗,意在以“扫黄”的名义把姚雪垠打翻搞臭。

姚雪垠为之痛心,却“没想过用胡风派的方法报复胡风派”,因为他明白他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黑暗势力”,他“期望将来他们会放弃了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会不再以诬蔑的态度对付文化战线上的朋友”,所以他躲开了他们抡来的棍子,悄悄回到书斋,从“帮助自己的改变和发展”角度,对胡风的《希望》做出最善意的理解。他提醒自己“一切论争的最后目的都是为着实践”,要求自己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可是却不知道写什么、该怎样写——这才是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他因此而发出痛苦的呻吟:

28年以后,武汉时期的高潮已渐退去。过去的青年、过去的歌声、过去的一切都变成令人向往、令人怅惘的梦,而呈现在我周围的是种种的罪恶事实。我确知光明的存在和发展,但光明却不在我的周围。倘若允许我自由的描写,自由的出版,我可以写出很深刻的东西来。但今天我感到极大的痛苦,既没有光明的生活可写,也没有黑暗的现实允许我写。如今,我的写作范围几乎缩小到只有抗战初期那一段生活!(姚雪垠《自省小记》)

威猛的进攻在高高挂起的免战牌下偃旗息鼓,但曾经的“战火”却在被动挨打者身上烙下了磨洗不掉的伤痕:一顶“色情作家”、“娼妓作家”的帽子扣在头上,摘不下,甩不开,姚雪垠从此声名狼藉。直到1946年下半年,还有不明真相的青年在报纸上骂他;直到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姚雪垠都要为他的“色情文学”背上包袱。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姚雪垠从《春暖》的被批判中发现了新文艺运动史上三种互相联系的现象:其一是“某些批判文章如果代表‘左’的思潮,必然背离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文风,而任意发挥某种‘主观战斗精神’”。其二是发生在文艺战线上的极“左”批判,不管打什么旗号,从来都是“为某些人结成的小圈子服务,常带有浓厚的宗派色彩”。其三是“由于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的特殊条件,在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活动中,调子愈‘左’愈能迷惑群众,愈会有人跟着起哄”(见《〈春暖花开的时候〉前言》)。

1947年1月26日深夜,姚雪垠到了上海,在友人田仲济等的帮助下,于2月8日搬进了刘以鬯的怀正文化社,以版税换食宿,过上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5月,《牛全德与红萝卜》《差半车麦秸》《长夜》等结为《雪垠创作集》即将出版,姚雪垠借机写下了《〈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文中谈到了《希望》第三期所载路翎撰《市侩主义底路线》中对自己“带着嘲笑的一笔抹杀”,并摘录了其中与《牛全德与红萝卜》有关的一段内容作为例证:

其后,姚雪垠先生又写了《牛全德和红萝卜》。这种写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继续,大约是受了不负责任的赞美的缘故。姚雪垠先生发展了他的这种道路了。牛全德是兵士,红萝卜是农民,两种性格的刻画,诸如此类。但那农民,仍然是不停的吸着烟袋——技巧,也显得穷窘了。但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写了性交的姿势、响声等等——大约这是写实主义吧!作者又让那堕落女人听了宣传队的宣传而转变了,说:“女人一向是受压迫的,现在我要过新的生活了!”

可爱的先生们,向理论八股尽情的鞠躬吧!

针对这段文字,姚雪垠逐句进行了抗辩(囿于篇幅,对原文略有删减):

首先,胡风派的批评家将我的这部小说的题目看错了一个字,虽不重要,但也是一个疏忽。在英文上“和”或“与”都是“and”一个字,在中文上却大有分别。这分别不在意思,而在平仄。“牛全德与红萝卜”在英文上只有三个词,在中文上却有七个字。我决定用“与”不用“和”,是要在几个平声字之间换一个仄声字,求声调有变化,有变化才有谐和。再者,“和”与“红”发音的部位相同,二字连续便拗嘴,换一个“与”字就没有拗嘴的毛病。因为胡风派的批评家在写批评的时候太不冷静,太不虚心,所以才有此疏忽。连我的书名字都没有看清楚,内容当然更不用提了。

其次,胡风派的批评家说:“牛全德是兵士,红萝卜是农民,两种性格的刻画,诸如此类。”我的这部小说辛辛苦苦费了一年的时间写出来,胡风派的批评家却只用这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就轻轻概括了它的题材和主题,实在是最坏的批评作风。我指责这位胡风派的批评家不负责任,是因为他竟用“诸如此类”四个字将一切问题一笔带过。既然什么问题都可以用“诸如此类”一笔带过,那还有什么批评可谈呢?……至于我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任何不怀成见、不企图诬蔑的读者都知道它决不仅止于刻画性格,它的主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移转,伟大的同志之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退一步说,即让这部小说仅限于性格刻画,只要我刻画成功,从典型的人物反映出这时代的历史影子,不也是很可喜吗?抗战期中,有些自由的土地上用生产劳动改造“二流子”,认为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牛全德不也是“二流子”吗?从抗日团体中他获得了改造的机会,终于成为一个为民族牺牲的英雄。我刻画出这样的性格,有什么罪过呢?……

第三,胡风派的批评家说:“但那农民,仍然是不停的吸着烟袋——技巧,也显得穷窘了。”……初版本“红萝卜”的失败处不在他不停的吸着烟袋,而在他的心理和性格中缺少矛盾,缺少了矛盾也就缺少了变化……至于吸烟袋,那是小问题,不能因“差半车麦秸”吸烟袋就不让“红萝卜”也吸烟袋。我的故乡是中国主要的烟叶出产地,农民不吸旱烟的实在少见。吸烟是农民的重要享受,也是主要的敬客之物,所以见面时先客气的让对方吸烟。这种现现实实的人民生活决定了我的写作。拿“红萝卜”的吸烟袋和牛全德的抽纸烟作对照,表现阶层习惯的差异。即让退一步说,我写红萝卜的吸烟袋在手法上稍微有重复《差半车麦秸》的毛病,但这样的毛病实际上微乎其微,不能拿这来将红萝卜全部抹杀……

第四,胡风派的批评家说:“但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写了性交的姿势、响声等等——大约这是写实主义吧!”这一段我也特别地向读者提出来,请读者或翻一翻初版本,或翻一翻如今的修正本,用不着我多说话。我所写的是一个小小的悲剧场面,并没有写性交(即让写性交也未必不可,但看怎样写法)。胡风派的批评家为要打天下,为要铲除他们心目中的“异己”(实际是一个战线上的朋友),常常不惜用血口喷人。唉,胡风派的朋友们,我确实一向把你们当做畏友,但你们太叫我失望。难道你们真看不懂这一章小说么?难道你们竟连一点批评的道德也不要么?……

第五,胡风派的批评家说:“作者又让那堕落女人听了宣传队的宣传而转变了,说:‘女人一向是受压迫的,现在我要过新的生活了!’”……这位批评家的意思并不是责备我忽略了写一个人的转变过程,而竟是责备我写她竟也配转变……这位批评家所引的那一句话,我在我的原作中找了三遍、四遍、五遍,竟然找不到。何必这样的卑鄙栽诬呢?……

第六,胡风派的批评家说:“可爱的先生们,向理论八股尽情的鞠躬吧!”这句话显然是嘲笑那些曾经称赞过我的作品的先生和朋友们,不过也指出我是依照着理论八股从事创作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证明胡风派对我完全失去了批评的公正立场,只是在骂街罢了。他们对这部小说除误解、造谣和诬蔑之外,既不曾指出它的真毛病,更不肯有一个字提到它的优点……

“抗辩”很长,之所以不厌其烦抄录,是想说明后来胡风遭受的各种不公正批判形式,差不多都在这里进行过预演。在“抗辩”很客气地整体氛围中,却安插进一个很不客气的词语——“胡风派”。姚雪垠在文中说:“关于‘胡风派’这个名词,有朋友劝我不用,为的是免得别人说文坛上真有派别。其实胡风派的存在尽人皆知,用不着掩耳盗铃。我们希望胡风派能放弃过去的狭隘作风,为整个的联合战线而努力。我提出‘胡风派’这名词,毫无恶意,我认为宗派主义是巩固联合战线的一大障碍,不如揭破了的好。两年来,文坛上稍有成就的作家如沙汀、艾芜、臧克家、SY等,没有不被胡风派加以诋毁的,全不顾现实条件,全不顾政治影响。青年本是热情的,经胡风先生一鼓励,一影响,就常常抛开原则,不顾事实,任意诬蔑,以攻击成名作家为快意。一般纯洁的读者见胡风派火气很大,口吻很左,就误认胡风派是左派的代表,于是风行草偃,一唱百和,形成了很坏的风气。”

这一番话,把“抗辩”变成了讨伐。1947年9月3日,楼适夷主持的《时代日报》“文化版”上刊出阿垅的文章,题目是《从“飞碟”说到姚雪垠底歇斯的里》。分三次才登完的长文中,除了骂姚雪垠不要脸、不配批评胡风之外,就是把“《牛全德与红萝卜》是色情作品”的“结论”夯实加固,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一个能从政治上宣判姚雪垠死刑的结尾:

假使我们不要健忘,那么,我们应该记得在重庆的年月,也应该记得当风声鹤唳的瞬息,姚雪垠是如何的在报端发表了他的自白,那是怎样一片悔罪的心,不要“革命”了的。而现在,姚雪垠的杰作又是在什么出版机关出版了呢?又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

那么,什么是“破坏文化界的联合战线”呢?谁呢?什么是“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呢?谁呢?

姚雪垠,简单得很: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条癞皮狗罢了;拖着尾巴,发出骚味,露了牙齿罢了。他底歇斯的里,就是“刻划”了他自己底“性格”和“穷窘”。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有三层意思:第一,姚雪垠在重庆时代曾经发表过一篇政治性的自白,声明从今往后不再作任何革命活动。第二,为姚雪垠借住、出书的怀正文化社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机关所办的出版机关。第三,因为姚雪垠是国民党的特务,所以才生出反问“是什么人破坏了文化界的联合战线”,才谥他为“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条癞皮狗”。而事实上,姚雪垠在重庆从来不曾被捕,何来“自白”和“悔罪”?他的文章中惟一可称为“自白”的是前文提到的那篇《自省小记》,此文中姚雪垠说自己“漂浮于抗战现实之上,游历于历史主流之外”。但那是自我批评,不是阿垄说的什么“悔罪”!姚雪垠到上海后住在怀正文化社,他的《雪垠创作集》也由该社出版。该社老板刘以鬯为纪念其亡父而用自家的“怀正堂”之名称谓出版社,与阿垄暗示的“怀念蒋中正”风马牛不相及。阿垄故意使用含含糊糊隐隐约约的文字打造出一种藏匿着天大秘密的假象,诱导广大读者去挖掘去联想去编织去演义,从而把姚雪垠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会使用这种手段是阿垅的高明,同时更是他的“阴毒卑恶”。胡风自然知道这种招数的厉害,所以“飞碟”一经发表他就信告阿垅:“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

姚雪垠没有“着慌”,他只有愤怒!他给楼适夷写信,提出“有问题即当针对问题本身作严肃解决”,“不妨趁此机会,请读者提供意见,求得公是公非”的要求,结果未得答复;他想使用法律手段自卫,却被中共重庆文化界的某一级负责人叶以群出面劝阻,说是“不能为这事上国民党的法院打官司,不能让国民党看笑话”。别无他途,姚雪垠只能再次忍辱负重蒙冤受屈,好在他天生就有一副硬骨头,正如他在《硬骨头》文中所言:“幸而我是从风雨中,从原野上,从荆棘与野兽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曾遇过无数打击,尝惯了迫害和暗算。过去既然我不曾见利失节,畏威移志,今后当然也不会对任何强者低头。我是从窒息的环境中,从刀剑的威胁下,倔强的生活过来的,今后我还要倔强的生活下去。生活是战斗,我的武器就是笔。除非我真正死掉,我相信没有人能使我缴械。”

他果然没有被缴械,他果然一直在倔强地生活。晚年的姚雪垠以他一贯的豁达和开朗,为这件事情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说:“事过境迁,特别是经过1957年的挨批斗,又经过十年浩劫,像《春暖花开的时候》遭受的肆意诬蔑,只可一笑置之。” 
阅读: (贡献者:半面妆,编辑: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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